大家看到協作會議在圖上是從觀念、事實、問題才到答案，如果當公務員，我們會習慣性先給答案，長官要的是我們解決方法的答案，但是只給答案的話，在協作會議當中，會在不一致的認知之下跟你纏繞不休。
大家會疑惑像協作會議就沒有結論怎麼辦，但是其實有一個「共識」－雖然大家都不滿意，但是至少可以先做到這樣子。
有人還是會覺得，對於公務員來講我們這樣不就疲於奔命嗎？社會上有這麼多的人，需求是不是都要被滿足？是不是事情永遠做不完？並不如此，在協作會議的過程中，公務員也是使用者，同樣使用者的需求也是要被滿足，如果預算、法規做不到，如果公務員的時間一天加班24小時做不到，就說出來，一定要在可以做到的狀況之下，才可以被完成，但觀念差別在於先問要什麼再來做什麼，而不是做了以後才說要不要。
協作會議的精神，其實我剛剛幾乎快要講完了，關鍵在於找到使用者、滿足使用者的需求，並不是找到某一個政策的需求而已，也就是把政策的使用者，整個放到前面去，這樣講或許很虛幻，各位只要想一件事，假設你是一個服務業(事實上我們政府就是服務業)，不管是開餐廳或者是百貨公司，第一個想的事情並不是生產、研發怎麼好做，一定是想說我們顧客要買什麼東西，怎麼買會比較順暢，在整個協作會議，為何會覺得我們可以把民粹放在旁邊，可以找到民意，就在於我們把使用者放在最前面，我剛剛舉過例子了:問題不在你把核廢料放在你家或者是我家，而是核廢料如何處理的使用者需求。
過去幾年來，大家可能會覺得PDIS只談一件事－協作會議，為什麼是協作會議？因為包含了開放政府裡面最多可以演練、實踐的因素，而且是一個實際的案例，並不是虛幻的，而是實際的案例，想要如何真正解決問題，會用協作會議的方式來作為前導的路徑，讓大家看到這個事情怎麼做的，然後會有demo的效果，也有協作的效果。
這幾年我們一直做的是讓部會Po empower，換句話說，我們希望各部會PO擔任一個協調的角色，我當然也知道各位人單勢薄，所以一開始設定整體的PO是一個團隊，期待PO也必須把別的部會發生的問題當作自己的問題。
PO這個制度有簡單的邏輯，因為開放政府不只是某一個部會，像叫國發會做這個工作的話，大家就會把所有開放政府的事情丟給國發會，在各部會的公務部門當中並不會生根，PO的想法非常簡單，讓各部會都有一個開放政府的窗口，但如果PO只擔任開放政府的窗口，他其實不合格的，因為我們期待各位的角色不只是把行政院或PDIS的意見傳達給各業務單位，或者是把各業務單位或部會長官的意見傳達給行政院，如果這樣的話，我們開sli.do就好了，PO並不是sli.do的角色。
PDIS現在做的這一件事是，從做中去整理出或者是建立那個規範，而PDIS比較像企業界的starter或者是standard setting的角色，並不是一個下令服從的關係——當然有些情況之下在政策推動的時候，PDIS會提出我們是不是要再往前走一步。
各位也可以看到開放政府推進的路徑，PDIS的角色其實是類似育成中心，但是方法並不是過去的下一個命令叫大家做，而是從大家做的裡面去整理出一個規範出來，各位如果可以注意到開放政府聯絡人的實施要點，是在106年12月，也就是有PO制度運作快一年才出來，原因在於開放政府其實是一個文化改變，而不是一個命令可以改變的。
我要講的是：開放政府所謂改變整個討論結構或者是工作結構，其實就是一件事，也就是叫有意見、有能力的人來做這一件事，所以會從「民有、民治、民享」的為民眾做事for the people，轉變到民眾跟我們一起做事 with the people，又或者是我們跟民眾一起做事。
但是不管怎麼樣，你是不是有發現一件事，健保署不是有叫某一個資訊廠商做，在兩天、三天之內怎麼也做不完，而且目前市面有七、八十個程式工具，有非常多的功能，像最基礎的連地圖，大家還不滿意，如果萬一不想用看的，視障或想聽的，要連語音助理、Siri。為何只在網站上有，而為什麼LINE上沒有？最後LINE也自己出了一個。可以想像如果我們健保署要開一個標，跟大家講說：「我們有錢，要做出一個口罩地圖，要連Google地圖、語音助理、在LINE跟所有程式上使用。」資訊廠商會跟你講說要六個月跟幾百萬的預算，但是沒有，在兩、三天之內就完成了。
第二件事，刷了卡之後領口罩，我們要知道每一個藥局還有多少口罩，刷卡總會有紀錄，而這個紀錄是不是可以提供出來且即時更新，就是這樣子。當然中間不是這樣子，展銘跟秉倫他們還是花了很多時間處理一些問題，但重點是民間有很多人開始寫各式各樣的API、程式去處理上口罩存量的問題。口罩在超商賣的時候，就會想說隔壁家的7-11現在還有沒有口罩可以買，所以他們其實已經開始做這一件事了，我們其實只是要把藥局那一些東西放在開放資料，開放資料不只是資訊開放，也不是政府資訊公開，而是data.gov.tw，也就是結構化的、是可以被大家加工利用的，政委只有告訴健保署，把這一些東西放在data.gov.tw上，同時去聯繫先前已經開始寫口罩地圖的那一些人，他們就很高興開始做。如果沒有放上去，他們就開始罵：「政府是無能，光只知道叫我們刷健保卡排隊，不知道民眾排隊很辛苦，有沒有一個方法知道口罩到底在哪裡？」當你把這個資訊釋出的時候，他們就忙著爆肝把自己的程式最快寫出來，當然秉倫也好、展銘、政委也好，那幾天非常辛苦，光是釋出、連結到各個每個寫程式不同的需求，中間還有很多的部分要處理。
政委是天才的程式語言工程師，我們想像的話，天才的政委帶著展銘、秉倫、一群工程師爆肝三天寫出來，但這一件事很難辦得到，也沒有這麼做——雖然他們還是爆肝，只是爆肝的方式不一樣。首先要知道所有健保機構的資訊及地址，為何？因為有地址才可以連到地圖，像聯絡電話這個東西基本上一定有，這個東西當然不難啊！健保署開放資料裡面本來就有。
另外一種是，我們承認我們做不到，最近的一個例子是口罩實名制，衛福部的同仁其實非常辛苦，我還記得禮拜一的時候，院長決定了要實名制，告訴衛福部，衛福部的同仁先前有經過討論，禮拜四部長就要宣布口罩改採制實名制（一、三、五；二、四、六），要刷健保卡，所以健保署的同仁非常緊急地要有一個系統，讓大家刷健保卡領到口罩，而且那個系統不能跟醫生開處方或者是跟醫生寫病歷混在一起，否則那個系統當掉的話，全臺灣的醫院不就當掉了，這一件事不能發生。可是還有另外一個需求，也掉到健保署頭上的話，事實上健保署做不了——民眾關心的是在哪一個藥局可以買到口罩，到底誰現在還有多少的口罩，因此院長請政委做。
不是說我們開會不做功課，公務員還是專業的，但是我們的方式會改變，會把目前所知道的事情告訴大家，而且我也告訴大家我覺得解決的方法是什麼，然後你們認為呢？並不是所有的人認為，你們有意見的告訴我說你們認為呢？然後接下來跟大家講說你覺得這樣子不好，有比較好的方法嗎？當機車團體告訴你說為何只有紅牌或者是黃牌才可以上快速道路的時候，當然要告訴他說：「黃牌跟紅牌現在根據我們的研究，在全臺灣有多少的重型機車。」第二，某快速道路上面的容量是多少，根據研究，機車到某一個速度以上肇事的比例是多少——我不知道有沒有這個數據，說不定有——我們來研究一下，可不可以開放白牌跟綠牌車上去；換句話說，整個改變在於我們承認有些事情不一定要我們做，你們也可以幫忙想。這是一種。
這個事情已經有改變，造成大家可能都在罵你，運輸學者說機車上快速道路，可能會造成一些負面影響，開車的人會覺得很討厭，騎機車的人可以講說：「只上快速道路嗎？為什麼高速公路不能上？為何蘇花改不能上？只有紅牌跟黃牌嗎？人家美國人什麼牌都可以上。」我們就處在那個中間，開放政府要把處在中間的角色有所改變，改變我們所有的責任扛在肩上說：「我說了就算。」，當然仲裁者擁有最大的權力，但必須是各方大家都信任你的狀態之下，不然說不定我們要改變我們的角色。
OK，政委會講得比較誇張，他會講說公務員做不好很好，我們做不好，大家有更多的批評，我們更好讓大家一起來做這一件事，也對；政委常常用右邊的圖案，是在談公務機關角色的改變，早期的公務機關就像醫生一樣，我們說了就算，我們去聽社會各個部門的聲音，我們不是當中介者，而是當仲裁者，交通部的同仁要談我們的機車是不是可以上快速道路的時候，我既聽用路人的聲音，也聽機車族的聲音，也聽交通管理單位，也聽警察的聲音，也聽急難救助，也聽學者專家的聲音，最後交通部說機車可以上快速道路，但是是限紅牌或者是黃牌，大家信任你是最後的仲裁者。
但是，這會有一個壞處，這個是部長核定的時候，你跟民眾溝通的時候，你可以改嗎？即便你覺得民眾講得滿有道理，還是會說：我們是不是可以先按照核定的做做看，你的意見我們會記錄下來，下一次如果修正的時候，我們就會納入。另外一個角度是，所有的事情都是我們公務員先做好，如果真的討論過後、發現有問題的時候，這個程序就要重來一次。
我要講的是這一件事：在公務員最困擾如何處理民粹的問題，或是我們怎麼知道民意在哪裡，又或者是我們怎麼開始協作，會有一個最大的觀念轉變。大家都是非常優秀的公務員，從小訓練是如果要跟民眾溝通或者是跟長官報告要把資料齊備，要把計畫擬好、配套措施想好，所有的問題都有回答，所有的思維都考慮過，甚至所有的方案當推出來開公聽會的時候，都已經報請部長核定、報請主委核定。
這裡是什麼是「開放政府」？開放政府的透明、參與、涵融及課責，這個我就不再重複講了，各位如果有興趣的話，請看PDIS的網站、協作會議的教學指南，又或者是有一個PO的完全指南。
我們不會單純為數位而數位，或者是為了E化而E化，像政府做APP，並不是單純為了APP而做APP，也並不是為了網站而做網站。上個禮拜我跟辦公室展銘跟秉倫去某單位開了一個會，展銘說了一句很有意思的話：「如果我們做的網站搜尋資料功能比Google還差的話，那就不要做了。」同樣的，開放政府如果不是為了數位而數位，如果沒有比原來的方法更好或者是沒有加分，那大可以不要，但大多數的情況是有的。
然而這樣是不是唯一的方法？其實各位可以看到，我們開了很多協作會議會跑到那個當地去，換句話說，是把數位環境移到那邊去，如果大多數的利害關係人在澎湖，我們在那邊會開南方四島的會議，如果我們談的是漁港釣魚的問題，我們會到八斗子漁港，說不定利害關係人都在那邊，所以數位、不數位有無關係呢？是有關係的，但是正確的說法是，如果數位可以帶來更大的好處，我們就會採取數位的方式來做，通常是一個加乘的關係，並不是替換的關係。
我們應該習慣，開協作會議或者是開任何開放政府會議的時候，開放線上參與，可以解決如果有人在澎湖的時候，風浪又很大、飛機飛不過來的時候，他可以線上參與，反過來也是一樣。不可以說沒讓澎湖的人參與，有啊！即便沒有錢買飛機票，或是天候因素的影響而沒有過來，也沒有一個藉口說：「因為你們的會議在台北，所以沒有辦法參加，而你又沒有徵詢我的意見，所以這個是不完備的程序。」
另外一方面，從公務員的角度來看，沒有藉口說因為我很忙，所以這一件事，你沒有徵詢到我的意見是你們的錯，因為沒有找一個我有空的時間，同樣的道理也會在空間上（出現）
第一個，沒有時間上的限制，如果上「Join」平台，沒有人規定你要早上8點上，換句話說，國發會並不是早上8點開到下午5點，並不是一個上班時間才有的服務或是路徑（24小時），所以即便下班之後，如果還是非常想要參與的話，是可以參與的。
我們都開sli.do，sli.do的好處大家都很熟悉，是可以匿名發問，所以不用擔心處長坐在旁邊不敢問問題，sli.do的好處是可以不打斷講者，繼續問問題，sli.do的好處可以反映偏好，最多人喜歡的問題就可以先回答。最近我們出了協作會議的教學指南，會前有寄給大家，各位可以看一下；這是屬於廣告時間，我會注意不要超過，按照NCC的廣播電視法不會超秒。是不是也可以不要sli.do提問？當然也可以啊！舉手提問。但是數位、不數位最大的差別在於是不是數位可以用更多、更好的方法來捲動人來參與，也就是數位最大的好處：
大家也會問說是不是跟數位有關係？應該有關係啦！因為我們的政委是叫做「數位政委」。正確是要問：「不數位有沒有關係？」當然也有做得到的，像協作會議有心智圖，也都會在網路上做，如果沒有辦法在網路上做是不是可以？也可以啊！就貼便利貼。
第三，要有足夠活躍的社會團體或者是民間的社群，不但願意參與公共事務，而且也會想盡各式各樣的辦法來幫公共事務解決問題，政委另外一個業務社會創新就是不斷在做這一件事，結合民間的力量來解決社會的問題。
第二，我們的民眾願意在網路討論公共議題，我們民眾滿熱心參與公共事務，也就是很雞婆，雖然對於公務員來講會很煩。
另外政委常被問，開放政府推動有沒有甚麼條件？首先我們都說網路帶來很大的改變，NCC最重要的事情是讓全臺灣的人都有寬頻的接取，目前的涵蓋率應該超過90％，比較值得觀察的是「穿透率」，我們大概有600萬家戶，應該在80％以上，在世界各國都非常少見的。
同樣的，死刑犯並不是放你家或者是我家的問題，而是如果沒有死刑的話，重大的犯罪要如何處理？我相信各位PO非常熟悉開放政府的進程，所有在協作會議或者是任何的討論也好，都儘量把情緒動員、民粹的部分都轉化成可以真正討論實作的議題，這個是民粹轉到民意最大的差別。
比如很久以來，常常被討論的問題：我們要不要蓋核電廠，有什麼樣的論調叫做情緒動員？如果假設有人主張要蓋核電廠，而對方的回應是：「那核廢料放你家。」又或者是像法務部的同仁最熟悉要不要廢死，當我們很認真要討論廢死好不好，就有人說：「死刑犯就關你家好了。」很熟悉這個說法嘛！進入到情緒動員的階段，這就是放話，並不是對話，所以開放政府的功能也好、或者是目的也好，其實不是在討論核廢料是放你家或者是我家，這種討論永遠沒有結果，或是這種討論沒有太大的意義，要問這個情緒動員背後的真正意義是甚麼，比如應該是核廢料要如何處理。
第一個核心理念是，以真正的使用者為核心，也就是要做這一件事、談這一件事的人來參加。第二個，不只是光提出你的意見，我們要一起來想說我們要如何解決這一個問題，民意跟民粹最大的差別是要大家一起來想辦法、大家一起來瞭解這一件事、解決這一個問題。民粹最簡單的方式是所謂的情緒動員，如果情緒動員的情況之下就沒有辦法討論解決問題，像開放政府的會議也好或者是討論也好，也就是避免情緒動員。
但是大家發現公務員越來越難做了，我們跟相關團體學者專家都溝通好了，也講得很清楚，但是網路上還是罵聲一片，我們不知道那一些人在哪裡，開放政府另外一個目的是，我們要捲動真正願意參加這一件事的人，一起進到公共事務的領域來做。我們會有最大的疑問，對於公務員來說如何是區辨是民意、民粹，讓民粹降到比較低的地位，讓民意能夠真正反映出來，這個等一下我們談協作會議有非常大的關係，我只跟各位講兩個重點。
可是網路改變最大的是，民眾參與或者是得到資訊的管道，不只是來自於立法院、大眾媒體，像報紙或者是廣播電視，不只來自於你參加的社團，任何人在網路上，你要問口罩要哪裡買，他就會說上網找，不見得會查報紙，想要知道爬山，可以上網查、不見得要查新聞…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因素是，我們當很多議題在討論的時候，我們不知道誰才是真正的利害關係人，是我們必須要對話或者是溝通的對象。過去非常簡單，像是一個環保議題，我們就找環工系的老師、我們就找環保團體，如果是動物的議題就找動物系或者是生物系的老師。
能夠體會到開放政府是為了信任而存在的時候，就要問為何過去沒有開放政府的運動，或是沒有這樣的政策、沒有這樣的一個方式來解決問題呢？最簡單來講是因為網路的因素而改變，從前政府要傾聽民意非常簡單，因為臺灣有2,300萬人，政府沒有辦法去問2,300萬人的意見，所以我們有了媒體、我們有了國會，我們甚至有一些公民團體，扮演的都是政府跟民間的橋梁。
即便現在信任度非常高的衛福部，在防疫上做得非常好，還是可以看到指揮中心每開完一次會，包含部長、署長及疫情的專家，通通都上記者會，接受大家的詢問、回答大家的問題，甚至解決大家的問題，可以看出為什麼信任是非常重要的。
可以想像，沒有比這個事情更需要國防部快速反應全力去救援，但即便是國防部也採取開放的態度，可以看到政府整個施政的方式改變了。兩岸就不用說了，大陸政策如果沒有民眾的支持，說大陸政策都是屬於國家機密的事情、不可以讓大家談，可以想見兩岸事務在民眾的信任跟支持程度一定非常低，大家一定非常難做事。
國防也是一樣，國防部的長官如果覺得開放政府不適合的話，那為何要出國防白皮書？不是希望民眾要支持國防嗎？也就是希望民眾信任國防。最近不幸的例子，前一陣子發生了參謀總長墜機的意外，國防部在第一時間設立了記者室，而且是每一個小時或者是半個小時就跟大家說明這個案子的進度到什麼地方，為什麼國防部要做這一件事？照理來說救援是最重要的，但是顯然國防部的同仁是非常有概念的，知道如果不把這一件事即時更新，不能開了記者室之後三個小時沒有訊息，大家就開始懷疑了：墜機意外是不是有人為操控、墜機意外是不是有恐怖攻擊、墜機意外是不是上面除了參謀總長之外，還有更高階的長官…所有的流言都會跑出來，各位看到那其實也是一種開放政府的過程，開始告訴大家我們做了什麼事情，而且讓你們問問題，把我現在知道的、可以告訴你們的就告訴你們，包含第一時間就公布了墜機的光點。
談到開放政府的時候，通常會另外有一個疑問是，萬一我的業務其實不適合跟民眾講，最常被舉到的是外交、國防兩岸。可以說對、也可以說不對。唐鳳政委有一個最簡單的區分方式，你的業務有不想讓大家、絕對不想讓大家知道的部分，像國防部有些軍事機密不能讓大家知道，但是有沒有一部分是巴不得大家不知道的，不管是國防、外交或者是兩岸一樣。外交部不用講了，外交部的PO錢科長參與開放政府非常多，如果要跟某一個國家建立外交關係，談判過程那當然是機密，可是外交事務是不是需要全民的支持？如果民眾都覺得外交部是斷交部，外交部的同仁只是在收拾沒有辦法解決的問題，外交做得再好都沒有人要聽。
但是這個信任怎麼消失的？信任消失在於專業跟一般人民間，缺乏的對話基礎，而且也彼此不瞭解彼此，法官覺得民眾都是刁民，政府官員也覺得碰到很多臺灣鯛，民眾卻認為公務員只要每天喝茶、看報紙就可以領薪水，就處於一種對立的狀態，在這樣的狀況之下，政府做得再好、再對，都得不到民眾的支持，可是偏偏政府所有的施政都需要得到民眾的支持，不論任何領域。
像司法也同樣在談人民參與審判，我們法官的獨立性，其實在世界各國是非常好的，法官的專業隊伍也是非常好的，但是司法的信任度非常低。會造成什麼結果？會造成任何一個判決出來之後，就有兩個懷疑，第一個是法官收錢，有錢判生、無錢判死，或者有政治勢力或者是不當影響力，所以司法再獨立，法官訓練再專業也沒有用，因為缺乏信任。
可是，即便是醫生在臺灣受到大家專業上或者是社會地位的敬重，各位有沒有發現不是在現在，而是在十幾、二十年前就談醫病關係，為什麼？因為人們對於醫生的信任當然還是信任，但是信任必須建立在彼此的互動間。
為何是信任？第一年的時候，我在同樣的場合跟報告過，當一個政府有信任的時候，其實是很好做事的，但是信任的建築是不容易的，假設如果我們可以跟大家講說有政府、請安心，大家就全部相信我們，那就是非常好，政府也不用太透明、也不需要讓公民參與，反正相信專業就對了，這一件事是有可能發生的。比如比較早年的時候，臺灣人最相信的就是醫生，醫生講說回去吃藥就吃藥、要打針就是打針，醫生說沒事就沒事，醫生說沒救了就回家。
我不知道各位PO在公務機關會不會碰到這個問題？我是常常被問到這個問題，開放政府到底是在做什麼？為何要推開放政府？這大概是開放政府第一個會被問到的問題，我不知道各位的答案是什麼，以我的答案，通常第一個回答是開放政府是為了重建我們的社會、我們的政府跟人民間的信任。信任！信任！信任！老梗大家都知道－代表很重要，另外信任是三方面的，政府跟人民間、跟社會部門間，也包含跟你們的同僚、長官、同事，所有公部門的同仁，有沒有保持一定的信任。
第二個是，開放政府做到第四年的時候，是不是要思考一下在2020年這麼偉大的、重要的年度可以做得更好、更多，或者是PO必須要擔任更多的角色，我的工作就是回顧一下，同時也介紹一下開放政府怎麼發生的。
早上我的工作是什麼？有兩個基本上的想法，第一個想法是，今年是第一次PO的聚會，有一些PO是新的PO，相信你的前手或者是前輩，把業務交接得非常好，但或許也想知道從PDIS或者是其他的角度也好，開放政府業務是怎麼開始做到這個階段。
我們挑這個場地，憲康有跟大家講說從過年前到最近這個場地，當然是寶地，替我們國家賺了1,500億以上，我們今年的薪水都靠他們了。除此之外場地也是通風的，其實是不需要空調的。但是不管怎麼樣，我還是會儘量跟各位保持距離。
我們好久沒有這一種晚會主持人式的開場了，兩位好像有一點疏於練習。我會儘量跟各位保持1公尺的距離。
「小型多邊關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