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他有清單？

第一，政府新推出的這一個案，可以直接講名字嗎？

不好意思打斷，問三個程序性問題：

請繼續。

…比較是基本法的概念。

不好意思，本來不應該打斷，不過因為法協的朋友也在。剛剛提到這是基本法的性質，我們知道在基本法及作用法上面，其實一個是在定義說所有的部會都應該負的基本責任，這是所謂的基本法，那作用法的才具體說哪一些事要做什麼或者是有什麼法律效力，我想要問一下這邊提到的意思是，保證部會裡面有足夠專職人力，比較像是人力或者是組織法的東西，或者這邊是講說我們把5,000萬以下的所有東西都變成開放資料，現在是一個行政命令層級，但是同樣的只是提到法的層級，你講的是哪一個？

直接開始嗎？

為了速錄師的方便，先稍微自我介紹一下，就是先停在這一頁，您是其中的哪一位，不如就是從我自己開始，我是唐鳳，我應該是唯一一個沒有列在PPT上面的（笑）。

我們還有1分鐘的時間開始，先講一些客套話：非常高興今天大家來到這邊，其實開放資料跟開放政府我們知道其實在上一任的政府裡面，其實做了非常多的、很好的基礎，我們是承續這個基礎再往前做。也不諱言，上一任政府做這個的時候，是由上而下的方式造成相當大的壓力，這個是短時間之內可以提出一些成績來的，但長期來看，也會造成部會的困難跟反彈。

基本上這一個問題在上一次的記者會已經充分回答過了，你不管要說跨性別、性別流動或者是我的性別攔填「無」，其實國際上的講法是「酷兒」。其實它具體的想法非常簡單，我在認識你的時候，我其實並不是覺得你是某一個性別、某一個年齡、某一個國籍，就希望你用某一個方式來溝通，我是以你講出來的話，覺得什麼重要、有價值，以那個東西來認識你，所以反過來我也希望這樣子被認識，所以不管我今天是在VR裡面用一隻小白兔的方式出現，今天這樣的裝扮是非常正式，但是也有可能沒有正式的方式出現，不管在哪種方式出現，我內心的價值是穩定的，我是希望大家是用這一種方式來認識我，如果大家會覺得一個特定性別的人一定只能用某些方式表現自己、一定不能用某些方式來表現自己，我們就叫做gendering的動作，而gendering這個只是stereotype小分支而已，除此之外還有很多，比如age discrimination、racial discrimination，有非常非常多的discrimination。我認同我是後類別的時候，我其實不是在講性別的類別，我也是在講所有的以貌取人、以什麼取人的那個類別，我覺得最後還是要回到你覺得哪些價值是重要的，然後願意做什麼行動。

像你剛剛提到「亞洲‧矽谷」，我就拿那個當例子，其實新創界的朋友最常批評的，裡面看起來框列了許多經費，這一些經費很多是部會裡面五年期的經費第三年期，前一、兩年根本不叫「亞洲‧矽谷」，可是第三年期，因為裡面某些部分跟「亞洲‧矽谷」有所重合，所以就編進「亞洲‧矽谷」的預算，但是當然會希望下一個預算會期的時候就會希望更接近「亞洲‧矽谷」，而不要完全只是做80％那個部會本來要做其實不相干的事而切開等等。但是，以前是沒有任何方式去把這一個東西做一個公開揭露，所以這是為什麼我進來之後要做的事是，把包含「亞洲‧矽谷」在內這一些大的旗艦型的東西之執行進度及具體錢到底花到哪裡、哪一些是業務、常規及預算，用視覺化的方式讓大眾可以接取；尤其是作調查報導的朋友可以接取。因為調查報導朋友的resource其實是國際性的，這一些國際性的resource才能讓我們知道在其他的國家在類似的plan裡面，哪一些合理的、哪一些不合理的，這一些是我們完全只看國內的數據或國內的執行進度只用管考的角度看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們真的覺得願意做調查報導的朋友們，不管是正規執業的媒體或者是公營媒體是我們最好的朋友，這就是因為我們把這一些東西攤出來之後，我們會希望大家告訴我們說：哪一些東西我們雖然在這一個PPT上面看起來充滿希望，但是事實上早就不可能了，或者是哪一些東西我們雖然在這一個PPT上面看起來是劣勢，但是其實做調查報導或者是在業界的朋友們說現在有一個新的技術出現了，這個在臺灣有等等。這一個是我們從這一個簡報的Level是看不到的，所以我再次強調的是DIGI＋裡面「G（Governance）」的部分是要跟外面結合，「I（Inclusion）」的部分是要跟政治公民團體結合的目的是，因為我們希望議程設定至少從明年開始不是只有我們說了算，謝謝。

我具體能夠說的是，不管TPP到最後變成什麼樣子，也許改一個名字也許不同的架構在進行，我相信最主要的部分仍然是我們自己對於自己資訊國力有非常全面的瞭解，如果對自己資訊國力的瞭解都沒有的話，其實我們在談論的時候就非常容易變成是流行什麼或者是提出什麼樣要求，在沒有充分評估的情況下，就會希望人民去接受。但是其實臺灣有一個特性，政府不管希望人民接受什麼，人民永遠先去檢證，我覺得這個是好事，這表示願意跟政府一起想事情，但是另外一部分也表示出政府必須公開出更多的東西。

其實有一組的同事們去了APEC，他們在APEC上基本上就是聊這個，當然也有聊很多別的，就是對於所謂新保護主義這個題目，其實大家都非常非常關心，也做了非常多具體的討論。但是APEC回來的討論，其實我也還沒有參加，所以我現在如果跟你講什麼的話，其實會根據我在pre APEC（會議）的資訊跟你討論，這個也是會有偏差的。

當然最後因為禮拜五就要出國了，出國之後會花兩個星期的時間會跟歐洲的西班牙、英國與法國朋友們交換一些開放政府的意見與經驗，我本來就經常在做這樣的事情，但是因為進了政府之後，我覺得做起來就更方便，一方面是說我要跟他們跟我同等職位的人談的時候，比較不用排對方的時間（笑），就是可以比較用對等的方式去做雙邊討論，二方面是我對臺灣開放政府的全貌有瞭解，以前是我當顧問的那幾個委員會比較瞭解，其他的比較不瞭解，現在即使是我沒有第一手參與的，我至少也知道大家在其他地方耕耘到什麼程度，所以我們在做實質這一類外國交流的時候，我比較有完整的說法外，也比較具體說這還沒做好，我真的需要國外的朋友們有什麼幫助，這個也是我特別有興趣、特別想做的。

其實政務委員同事們心態非常開放，也非常願意學習的老師們，所以我也是跟著他們學習，就是說他們本來就跟各部會及地方的朋友們學習到很多東西，所以每一場政務會議都是在各方面有非常非常多的學習，我是很喜歡學習的人，因為這樣的關係，所以我每一次上班都還是很高興。

但是，這個東西跟政府組織由上而下的運作是完全兩套不一樣的邏輯，所以我的事務同仁們也花了非常多的時間習慣，當我提一個問題或者是想法是，並不是他要揣摩上面，並不是我要有什麼指示，我真的在問他的意見，這一件事其實大家都花很多時間調適，還包含稱呼，比如我說：「你叫我唐政委我不一定應，因為我不知道你在叫誰，可以叫我唐鳳就好（笑）。」所有這一些東西現在慢慢跟我協作的同仁都開始習慣了，我就是某一些方面非常非常專業，某些方面我真的完全不懂，完全不懂我願學也學得很快，但是並不是因為我的官階是特任官，我就莫名其妙比他懂，絕對不會有這一種事，我也不會莫名其妙因為我的官階是特任官，我就覺得我不要跟他學習，完全也沒有這一件事。

另外，其實我本來對工作型態的預期沒有特別的設定，因為我們之前幫大企業做系統整合的時候，每一家大企業的文化都不一樣，我們是不會帶著任何預設立場進去，我們是按照實際的狀況跟他們協作，在這樣沒有預期的情況下，我對自己的另外一個要求是，我不會用由上而下的方式去強迫任何人做任何事，這一個事是我個人的信念，因為我是「安那其」主義，「安那其」的意思沒有人應該強迫別人做任何事，那就是「安那其」的核心信念。

還是很開心，我常常說我是出於興趣的政務委員，所以我每天來上班都還是滿有興趣的，這個是不用擔心。

亡者已矣（笑），一開始在設定的時候，比較沒有滿足到這一些要件的時候，你在事後的時候當然要追趕上或者是要說服大家有溝通誠意這一些東西，當然要花額外或者是加倍的力氣，但是因為這一些案件在剛開始設定的時候，不像Uber在去年還有多利益相關方參與的經驗，尤其是勞動部跟衛福部這兩案，我完全沒有任何參與的經驗，所以本著我的職份，我不應該評論，謝謝。

但是我可以具體講的是，我們確實會請每一個部會有公共溝通能力的專職朋友，來跟我們進行橫向的協作，也就是未來在有任何法規要修正的時候，就要在六十天之前通知利益關係人，就要在六十天之前在網路平台上發表意見，就要把有異議發表、有意見的人在那個平台上作具體回應，對沒有使用網路習慣的人要透過傳統媒體及任何其他電子或者是挨家挨戶地方政府的方式進行溝通，所有這一些東西都變成是每一個部會派專職的人來跟我們一起落實，還有包含他們自己的資訊長要invole進來這一件事，這個編組我覺得才是未來這一些案件能夠落實的要件。

確實也不瞞大家說，我進來不到兩個月，大部分做的事都是在底下這一層，也就是所需要的數位工具、所需要的紀錄、所需要的要點進來一個速記師的規則，把這一些東西加以建立，但是你說是不是每一個部會的人都知道我正在做這一件事，而且有這一些資源，他們在討論這一些重大案件的時候，他們可以過來使用，還沒有到這一個程度，因為現在這一個東西，連我們建的數位平台其實都還在請資安處作資安認證，所以我們這一些東西都是需要時間來建置的，等到建置好之後，當然會比較好用，但是在我們建置的過程中，你很難一個半成品就去強迫每一個部會來使用這樣的東西。

剛剛講到勞動部案、衛福部案，以及我不知道要不要叫法務部案，因為這個是立委提的，好像法務部2月才會提案，而且不一定2月完成，所以我不知道這個是不是叫法務部案（笑）。你剛剛聽到這一些各部會的案子，我們常常在開放政府裡面，我們會講最上層的process、policy，但是裡面有一些小的實際執行操作部分，在大的政策議程設定部分，包含名實相符、提早通知、讓利益相關者在早期充分能夠被告知、進場的所有這一些東西，這個東西是首要，我剛剛講小的procedure部分，包含紀錄原則、主持原則、通知原則，這一些東西要變成類似要點的東西去進行處理。

其實這個在interview的時候，因為您一開始提到我的業務，林全院長本來確實希望我做開放政府跟數位經濟，但是我自己其實能夠接的只有開放政府，其實數位經濟已經不歸我管了（笑），如果大家看政委分工表的話，我的工作是開放政府、社會企業、青年諮詢委員會，數位經濟很大部分是回到陳添枝老師、龔明鑫老師及相關各部會的朋友們督導，當然吳政忠老師在科技的部分會繼續進行與科技會報的討論，當然有些公共建設的部分，可能也是請曾老師，所以其實「數位經濟」這四個字無所不包，現在很少有經濟裡面沒有數位的成份，所以我們會每一個政委按照自己擅長的部分去take care那一個東西，但是我們在政務會議上會有一個統一討論，所以這個先講，因此數位經濟現在不但不是一個業務項目，而且也不是我的業務項目，這個要先講清楚，接下來要作期待管理。

所以，當我們說「最會溝通政府」的時候，我相信我的意思是，除了最會溝通是說有這一個意願去溝通之外，也願意去投注一些行政上的資源及心力，去把這一些正當程序加以建立。但是這一個東西並不是政務體系說了算，必須是事務體系知道說這樣做並不會耽擱額外政治上風險、這樣做並不會每天需要加班，這樣做可能還可以早一點下班而少開一點會，並不是增加他的業務量，唯有事務體系真的體認到這一件事，政務體系上面講的這一些溝通才真的有可能落實，這個是我接下來很具體要做的工作，謝謝。

第三，專業主持人：在感受確認階段部分，我們有專業的主持人在作協助，專業主持人所做的事情，讓大家雖不滿意的部分，各自表述完之後，歸納出一些尚可接受的部分，這一個工作其實以我所知，好像內政部在聽證會主持的部分，他們已經開始要訓練一些專業聽證會的主持人，這個的意思是，以後的主持不一定是次長或者是主管機關的主管主持，可能跟他偕同主持的是受過主持訓練的主持人，他的目的就是除了各執一詞之外，這一場公聽會開到最後，還是試著收斂出一點點粗略的共識，好比像七個爭點裡面，最後有一個亮綠燈，大家都覺得這樣處理是可以的，另外六個還是吵得要命，那個是沒有關係的，但是至少我們解決了七個之中的一個，那一次會議我們就只有六個Agenda了，就不是七個Agenda，再下一次就只剩五個Agenda了，這三個技術從一開始多利益關係者在早期參與到紀錄技術、到主持技術，這三個單獨都沒有辦法達成高品質的討論，但是當這三個一起引進的時候，我們就可以保證那一場會不會白開，至少往前邁一小步，大家覺得會不會白開才會願意來開會，不然如果會是白開的，其實過兩、三次就只有時間最多或者是最想要抗議的人來開會，那這樣會議的品質也不可能每次開會品質都更高。

第二，逐字記錄：我覺得很重要的是，在公聽會的過程裡面我們有請專業的速錄師去作記錄，而這一個逐字紀錄的重點跟以前公聽會不一樣的是，以前的公聽會常常只記到結論，而那一個結論其實是雙方各執一詞，那個結論是非常抽象且模糊，所以那一個會就有一點等於白開，因為下一次再開的時候，還是要從頭開始，但是因為這中間雙方彼此攻防的過程，即使有一方根本沒有在聽對方說話，但是因為有逐字稿及確認逐字稿的動作，事後必定還是要把對方的論點再看一次，這一件事我覺得很重要，大家至少對於彼此第一手的經驗、分享出來的事實，事實確認的部分不要有任何的異議，而且不能假裝沒有聽到，真的社會、世界上的事實，就是有這一些正方去提一些有利的事實、反方也去提一些對他們有利的事實，但是這一些都是事實、都是加起來的，如果沒有一個好的紀錄原則，其實這一個事實很容易就掉了，然後下一次公聽會的時候，就從頭從蒐集事實開始，然後就不能移到感受確認的階段。

第一，議程設定：在一開始要討論哪一些部分，也就是議程設定的部分，就應該先讓所有社會利益關係者都進來，那一次我們用來討論的影子是因為在立法院三個不同黨派的委員都聯席開了一次公聽會，在那一次公聽會裡面，他們也邀了教育部相關朋友、文化部朋友、實際電競選手們，本來還要邀我去一起打某一款遊戲，但是我不會打那一款遊戲，所以後來就沒有這樣做（笑容）。在那一次公聽會裡面我覺得很重要的是，所謂的多利益關係人的模式，並不只有協會的代表，不只有教育部或者是部會代表或者是立法委員這一些人民的代表，還有利益相關方即電競選手，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然很難充足覺得說某一個協會的會長，能夠代表所有他底下所有利益相關方來說話，我們還是要聽到利益相關方本人的聲音，這個是一個很重要的事情。

好比像現在的名實相符了，我們還是要溝通，在溝通的時候我覺得有三個特別要注意的事，其實電競我覺得已經解決到選手們多多少少還是覺得政府有一點希望的程度，當然我也不敢說解決到非常非常好，但是以電競這一個具體而為的例子來說好了，當中有三件事非常重要：

但是其實如果你實際去看各部會編進來那一些計畫，「亞洲‧矽谷」方案中的那一些計畫，其實並沒有哪一個方案是說我們要在亞洲複製矽谷，完全沒有這一種東西，所以如果名實不符，我覺得後面的溝通很容易白做，這個是事實，但是當然並不是名實相符就自動被溝通，絕對不是這樣子，所以我加「‧」，那個「‧」念作連結，它只是為了要大家不要把它以為是我們要在亞洲複製矽谷，而是說我們要「鏈結亞洲，連結矽谷」，不管是資金、人才、技術這一些東西做一個充分的鏈結跟連結，如果實際去看每一個部會編列的東西，其實是比較接近這一個東西。

像上個禮拜在這裡，徐發言人說名實如果不符的話，其實後面的溝通是非常吃力的事，這個確實是這樣。當時還叫做「亞洲矽谷」時，大家都以為「亞洲」是形容詞，就會以為我們要在亞洲複製或者是山寨矽谷，大家覺得這個是不可能的事，新創界一片叫壞，我自己都覺得不合理。

我接來之後會協助公部門朋友做這一件事，這個也牽涉到我們對自己產業定位的想像，到底我們是只做branding或者是代工或者是做什麼，這一些都非常重要，可是在這個上面能不能對experience能有再更多的想像要去引領底下的產業鏈。我們在數位國家也有提出一些願景、想法，但是就如剛剛所說這個是我們自己手上有的資料做出來的，我相信在八年推動方案裡面，更大的部分是要靠公民社會、媒體朋友及私部門的想像，慢慢再把它加進來，這樣才有可能去定義出產業的願景，比較不是用今天的技術可以去想像。

以上歌功頌德完畢之後，我們還是要說這個例子是建立在我對這一個東西有一個很明確的應用想像上，才可以說這幾個整合在一起就好了，但是其實有一些矽谷的公司根本不是說自己建立，像我之前的那一家公司，特別在最初的一本書叫做「Designed in California」，它根本不是去做製造，它也根本不是做最基本的東西，它雖然也做，但那並不是最主要做的事情，最主要是形成那個Design，而且那個Design也不是我們一般認為硬體畫面或者是軟體的設計，Design的是一整個提點，所以是有這樣的Design之後，透過外包、購併及隨便用什麼方式，然後就把這個experience湊起來，大家會覺得用那一家公司的產品，經驗是非常smooth、一體的，那用這樣子經驗方式來設計並整合上下游的這一件事，在臺灣比較看不到用這樣的方式，尤其是公部門來做所謂一站式、經驗式及體驗式的規劃。

這一些東西在臺灣這邊，我覺得當然也有很多好處。第一，像我自己對VR很有興趣，我本來就是VR的開發者，所以我就會覺得要做VR的開發者，從硬體的零件到電競專用的那一台筆電，到接取VR服務所使用中間旁邊軟硬體補助的專注這一些，都是由臺灣設計的，我可以直接在臺灣這一些把尖端研究的朋友們工作整合在一起，變成我做好比像記者在VR裡面訪問的這個解決方式，從建模到截取到硬體到所有這一些搭配，全部都可以在臺灣，以臺灣自己的廠商來滿足，這其實放眼全球其實很難有一個地方可以說完全不需要別的其他國家來import這一些硬體上的技術，他們可以自己完全掌握這一些技術。

相信「產業」兩個字太大了，包含傳統產業及「5＋2」的產業創新，「產業創新」的意思是本來就有這一些產業，但是我們透過導入一些數位化、導入機器學習、新的接取方式及萬物聯網這些東西，加進去之後每一個東西都展現出不同的面貌來，當然有一些工作就高度被自動化，但是反過來講，自動化也創造了很多新的可能工作機會。

其實這本來就是我在當企業管理顧問時幫大企業做跟建立的事情，現在只是把這一套想法移植到中央政府來，然後透過讓大家越來越習慣這樣的工具，希望在每一個部會慢慢這樣子的文化就可以延伸開來，當然在軟體上，我們就有把剛剛提到的溝通軟體，在院裡面自己政府雲裡面透過資安的確保，讓這一些東西可以用院裡的系統來做，也因為這樣的關係，不管是人換掉、部會資訊長換掉，這一些東西永遠都是存在政府雲裡面，並不會待在外界的系統。

當然其中有一些建議是比較文化性的，好比像第一次在規劃的時候就有說教育部以後107課綱實施之後，有一個電競的特色課程，讓喜歡電競喜歡的選手因此可以學一些傳播、媒體的工作，這個東西一出來在八卦版上面的一位網友就說：「這樣子以後小朋友會不會覺得打電競壓力太大，需要念書來紓壓。（笑）」這就變成我們第二次會議的Agenda，也真的列入第二次會議紀錄中，教育部的朋友聽到這一個，就覺得現在看起來很酷、很叛逆，那個是次文化的原因一部分是原本被污名化，如果現在把它變成正常的東西，可以跟課業有所結合，他們也比較沒有那麼擔心、也比較知道如何跟家長溝通，如此透過一次次這樣的示範。

三級機關有了回應之後，我們就會具體說哪一些亮了綠燈，表示當時電競選手的訴求有做到。比如：哪一些亮了黃燈，也就是表示我們在等一些國際上的形式；哪一些事實上是一個驚嘆號，好比像文化部在第一次開會的時候，本來是覺得兵役應該交給經濟部解決，但是後來我說不是，寫電競程式跟做電競文化表演的是兩群人，不應該混在一起談，因此要開第二次的協調會，但是第一次跟第二次協調會的中間，第一次協調會的逐字稿放在網路上，所以在「PPT的八卦版」、「PPT的LoL版」、「巴哈姆特」、「Yahoo！電競」等所有曾經關心過電競的—以上都沒有特定為某一個平台背書的意思—所有以上這一些朋友們都看到逐字稿就會看到非常多的意見湧進來，就會說圍棋選手已經解決過這一個法令問題，其實不是問題，好比說籃球國手已經解決這個問題，並不是這一個問題等等，我們就會收到很多民間具體這一些建議。

所以目前在院內做的事，我們首先是要用自己的辦公室示範及借調朋友來示範我們怎麼樣讓不同部會在某一些題目上，比如電子競技選手應該要怎麼歸類，就牽涉到文化部跟教育部，教育部裡面也不是只有教育部，因為教育部有三級單位，還有國教署、體育署，當你這樣子真正下去看的時候，就會發現每一個都有自己內部決策的習慣—我們用「習慣」講比較不會有問題（笑）—因為他們參與了這一個案子，我會請他們來開一個會，把會議打成逐字稿，所有書面的簡報都上網，而且在十天之內公開出來，在這十天之內的過程中他們可以去調任何的資料，三級機關看到二級機關的朋友來開的逐字稿，就知道他的長官到底承諾了什麼，他就不會一回頭突然間覺得交辦的東西跟當時談的東西不一樣，因為討論的紀錄都在那邊。

事實上，現在在臺灣目前政府體制裡面，一些比較年輕的同仁們早就已經使用各位都會用的工具，LINE、Dropbox、Google Drive、Trello等，以上並不是為特定的企業背書（笑），我的意思是說我們已知大家都用這一些第三方服務，即使排除資安的顧慮不看，它都有一個問題，它是非常依賴於個人的，如果這個聯絡人慣用這一套系統，他走了，新的人慣用另外一套系統，本來的搜尋紀錄跟累積的這一些東西就不見了，所以一個部門最懂的那一些人員，因為比較低階、比較年輕，而且沒有辦法整個部門決策時的東西，要決策的時候還是要印出來變成一張A4，然後再拿去給他的副首長跟次長看，次長看的永遠不是充分橫向溝通過的版本，而是印成一張A4的版本。

不管是哪一國的政府，都可以看做是非常非常大的NPO，並不是為了賺錢，所以問題也非常非常大，問題也非常類似，也就是內部的資訊流不通常，大家自己覺得很懂，但是那個是用專業語言表述的，所以用專業語言發到別的部門時，別的部門也不一定那麼懂。所以在跨部門中間怎麼去做一個從資訊上、資料上、人這一些東西橫向的整合平台就變得非常重要。

另外一件事，我之前在矽谷這一些公司當顧問的過程當中，我的工作很多部分是幫前五百大公司，一些非常非常大的公司，有些甚至是政府部門去導入一個讓他們之間部門破除本位主義而可以做成橫向溝通的系統，我就叫做「Enterprise Social Software」或者最早會叫做「Wiki for Enterprise」，我們拿民間的這一些維基百科、Twitter、FB這一些我們民間用來協同合作的開放工具，我們試著在公司內部—尤其是大公司的內部—加以導入，它就是具體會讓他們的HR、各地方的分布，能夠有一個橫向溝通的方法，從檔案共享、事務共享的這一些東西都是用開放的方式來彼此協作，所以我從2008年擔任這樣的企管顧問角色，其實一直到入閣之前都是在做這一件事。

但是我既然已經退休了，所以並沒有在計較這個收入，其實我平常也沒有什麼很奢侈的花費，所以其實薪水這一個部分我倒是覺得比較無所謂，這個是一件事。

確實我在三十三歲，其實兩年多前就已經退休了，我從十四歲開始出社會，其實也是工作了二十年，也創過幾次業，也帶了好幾批年輕人，其實我現在心態上雖然看起來可能三十五歲，但是事實上比較五十五歲，因為大部分的人創業是完成他的高等學業才創業，我只是提早個十幾、二十年出社會，但是其實我在這一個過程當中，我在加入政府前其實本來就是美商蘋果公司、牛津大學出版社及矽谷的Socialtext三家公司的顧問，這三家公司（分別）每個月給我的薪水差不多就是政務委員的薪水，而且還不用上班（笑），所以我進來之後當然負酬庸，薪水砍到不到一半、工作時間也增加，這個都是真的。

另外，數位國家、創新經濟裡面，我之前幫忙規劃的部分，比較是數位國家的部分，也就是「G（Governance）」、「I（Inclusion）」部分，之前的基礎建設跟經濟的部分其實之前比較不是我在幫忙看或規劃，當然未來這一個東西實際成軍之後，我們一定會需要一個通盤的溝通，在此之前尤其是經濟規模並不是我的專業，我是進來當了數位政委之後，才加入世界經濟論壇（WEF）這些線上的組織，然後跟全世界的朋友們去學習經濟方面的東西，所以我自己現在還在學習，也很難告訴你說這個東西是怎麼估出來的。但是估的這一些單位，好比像國發會及科技會報，他們有自己的專業團隊，那部分的工作，明天也會在院會裡面進行具體的報告。

你只要提到數字，我就不適合在這邊講了，那一個數字其實我們每一個版本、每一個禮拜都按照實際的情況再修正，所以對於草案裡面提到任何具體的數字，我就比較沒有辦法評論。

「I（Inclusion）」：結合公民社會也是新的，我們之前在講公私部門合作（PPP）時，經常指的私是產業界或者是經濟的這一些朋友，但是事實上在臺灣也有另外一群朋友，他們比較可能是NGO或者是一些公民團體，這一些公民團體看到我們釋出的這一些資料時，想的並不一定是怎麼賺錢，想的是如何監督政府、如何讓政府更透明、如何幫助政府一起做決策、如何怎麼樣結合地方的地區發展或者是更新。這一些東西從我的角度來看，也就是讓整個社會都能夠參與這個數位國家的last mile，last mile在很多情況下不一定是私部門跟公部門就能夠做到的，很多時候這一個last mile必須要結合公民社會跟NGO的力量，這也是為什麼我們除了公私部門委員會之外，也會有外部的委員來參加數位國家、創新經濟，也希望結合公民社會力量來結合last mile的部件及反映每一個社區實際上的情況。這個是大方向，實際的細節會落實到各部會的執行，我想明天由發言人統一發布，我不適合在這邊講，謝謝。

另外，我們會邀請六都的副首長直接加入數位國家的團隊，也就是每一都的副首長現在要扮演一個類似統合的角色，把旁邊的縣市好比像每一次要做資料的普查、資料的盤點，常常六都回來的資料其實欄位很齊全，也都很多，有一些縣市限於人力或之類的，盤點出來我們明明在網站上看起來可能已經有三十項，但是回來只有三項的情況，時常會有發生，我們以前在中央，真的很難一個個去走訪，但是現在可以把它落實到離最近的都，請那一個都的資訊中心統一他的欄位或格式，或者至少在基本調查這一方面能夠給我們一致的東西來給中央參考——治理方面一方面結合民間力量，二方面結合區域治理力量。

所以在在「G（Governance）」這邊有兩個具體的規劃：一個是用開放政府的方式，我們把所有重大建設，包含「亞洲‧矽谷」及這一些其他的方案，在研考單位可以看到一個執行管考的介面，不管是每月更新、每季更新、花了多少錢、執行進度多少、發包哪一些案子、執行到什麼程度、誰承包的，所有非常細的這一些資料全部都公開在網路上。不只公開在網路上，明年年初還提供一個大家透過國發會的平台能夠提問，能夠自己提出一些經費看起來有編到這邊，但是為什麼住在這邊沒有看到的即時回饋機制進去，唯有這樣的機制出現，我們才真正能夠看到地方的治理。

「G（Governance）」：如果創新經濟是回應私部門要求的話，Governance就是回應公部門。很多地方政府自己的要求，在臺灣以前常常會發現中央是策劃而地方是執行，中央把經費撥下去，而地方要落實，可是我們很少把Governance這一件事，當作跟造橋鋪路一樣程度的這種公共建設預算的想法，常常在地方政府的層級裡面，資訊單位是從屬於研考或者是從屬於一些可能三級的機關，台北市是一個特例，台北市是有資訊局，那是一局的局處，而台中現在是數位治理局，我想六都是比較容易的，量能比較充足，但是其他縣市的話，常常發現中央撥了這一些東西，希望他們落實，但是像我昨天才剛去澎湖，連澎湖那一條線都快要滿了，所以不管規劃什麼機房或者什麼東西，其實很難連到本島再回來。所以他們就必須安排一些他們在各地直接用回撥跟highlight，直接做點對點的方案。可是你們說他們是不是有很專業的人力去落實這一些，其實是不一定的有的。

「I（Innovation）」（簡報第3頁）：這一個部分如果大家有看世界經濟論壇（WEF）對臺灣綜合資訊國際評估的話，他們有畫八角型的圖，那一個圖臺灣事實上在整備率在可接取的範圍這一些方面都還滿高的，但是有一塊像缺角，而這一個缺角是法規，我們的法規在WEF評比裡面，不但沒有名列前茅，而且是每一年落後的狀態，從WEF來看我們資通訊的一些最基本法規，不管是從數位匯流到數位經濟創新，好比像資產擔保及公司法這一些東西，其實修改的速度都可能比八年還要長的期程來計算。當然隨著每一年世界情況的改變，這一些法規必須要進行修正，所以在數位經濟裡面很重要的一個是，我們必須要跟立法院的朋友合作、司法院的單位合作，儘快對這一些新的樣態東西可以更加具體、快速產生出法規上調適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