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父親研究的對象在1989年在天安門參加過這個活動，他們也沒有辦法回到不管在哪裡，他們還在繼續他們的學業，都非常年輕，都是二十初頭的一些年輕人，他們一面在歐洲繼續學業，也會不斷想說當時在天安門運動的時候，不管是多做一些或者是少做一些的話，會不會結局不一樣，他們有跟多像海外的民運人士有這樣的討論。
因為我父親研究的對象在1989年在天安門參加過這個活動，他們也沒有辦法回到不管在哪裡，他們還在繼續他們的學業，都非常年輕，都是二十初頭的一些年輕人，他們一面在歐洲繼續學業，也會不斷想說當時在天安門運動的時候，不管是多做一些或者是少做一些的話，會不會結局不一樣，他們有跟多像海外的民運人士有這樣的討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