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我父親研究的對象在1989年在天安門參加過這個活動,他們也沒有辦法回到不管在哪裡,他們還在繼續他們的學業,都非常年輕,都是二十初頭的一些年輕人,他們一面在歐洲繼續學業,也會不斷想說當時在天安門運動的時候,不管是多做一些或者是少做一些的話,會不會結局不一樣,他們有跟多像海外的民運人士有這樣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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