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自己也經過過，我們也有過戒嚴，我也還記得戒嚴的時候，當時因為我父母親都是新聞記者，甚至那個時候我們請報導很多關於國家公園、環境議題、人權議題等等，都不一定總是被允許刊出，甚至據說還有跟他的老闆說：「報社是你的，報導是我的。」這種非常像國際橋牌社裡面會出現的橋段，所以其實那段日子離我們不遠，而且再上一輩都記得是什麼樣的狀況，我不會覺得非常難以理解，因為隨便找一位在戒嚴時代曾經試著做過民主工作的人去訪問，你大概知道那個是什麼感覺。
我們自己也經過過，我們也有過戒嚴，我也還記得戒嚴的時候，當時因為我父母親都是新聞記者，甚至那個時候我們請報導很多關於國家公園、環境議題、人權議題等等，都不一定總是被允許刊出，甚至據說還有跟他的老闆說：「報社是你的，報導是我的。」這種非常像國際橋牌社裡面會出現的橋段，所以其實那段日子離我們不遠，而且再上一輩都記得是什麼樣的狀況，我不會覺得非常難以理解，因為隨便找一位在戒嚴時代曾經試著做過民主工作的人去訪問，你大概知道那個是什麼感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