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任何做開放政府的人，最後的目標是希望民間社會跟政府是互信的情況，也就是說，trust是最稀少的資源。所以我們做transparency、accountability、inclusion都是為了增加這個trust。但是trust是雙方面的，如果事務官或者是政務官，沒有辦法相信民眾能夠做出有意義建議的話，其實民眾根本沒有道理來相信政府；如果民眾是在政府都不相信人民的情況下，盲目相信政府，那個是法西斯，也是很危險的情況。
我想任何做開放政府的人，最後的目標是希望民間社會跟政府是互信的情況，也就是說，trust是最稀少的資源。所以我們做transparency、accountability、inclusion都是為了增加這個trust。但是trust是雙方面的，如果事務官或者是政務官，沒有辦法相信民眾能夠做出有意義建議的話，其實民眾根本沒有道理來相信政府；如果民眾是在政府都不相信人民的情況下，盲目相信政府，那個是法西斯，也是很危險的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