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像我剛講到的，我自己小時候就是 80 年代末期的時候，當時我父母也有跟我說就是很多他們在臺灣也不一定能夠發表一些臺灣的可能人權不太好的情況的，有些是國際的觀察家以及國際新聞工作者，他們當時是在香港，然後變成是我們這邊的人權工作者，必須要靠著香港那些的朋友去給國際的朋友知道，讓國際施加壓力，才不會說讓我們這邊的情況更加倒退。
就像我剛講到的，我自己小時候就是 80 年代末期的時候，當時我父母也有跟我說就是很多他們在臺灣也不一定能夠發表一些臺灣的可能人權不太好的情況的，有些是國際的觀察家以及國際新聞工作者，他們當時是在香港，然後變成是我們這邊的人權工作者，必須要靠著香港那些的朋友去給國際的朋友知道，讓國際施加壓力，才不會說讓我們這邊的情況更加倒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