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些國家的做法，好比像新加坡是明白在法律裡面寫「你就是一定程度以上的罪殺人，我就可以來看你的資料」，但普通輕的罪就不可以，但是臺灣的做法是怎麼樣都不可以，因為我們認為這不是通訊，而是配合指揮中心的行為，所以應該跟犯罪調查是完全切開來，我們在設計的時候，也是讓他很難來做犯罪調查的使用，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更加保護彼此的。
有些國家的做法，好比像新加坡是明白在法律裡面寫「你就是一定程度以上的罪殺人，我就可以來看你的資料」，但普通輕的罪就不可以，但是臺灣的做法是怎麼樣都不可以，因為我們認為這不是通訊，而是配合指揮中心的行為，所以應該跟犯罪調查是完全切開來，我們在設計的時候，也是讓他很難來做犯罪調查的使用，所以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更加保護彼此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