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裡面有兩個，一個是確保大家在討論的過程中，不會去違反到我們所謂legal certainty，你要相信一個法律體系是要有一個可預測性，不可以太過任意，有的時候有法制比沒有法制早，是授權一群人可以合法來做任意的事情，所以在開放政府的討論當中，往往會碰到很多去挑戰到法律可預測性的案子，這個時候法律工作就可以出來，好比這個是重大之決策、重大之議題，為何到這裡，法務部就不能再回應了，因為按照大法官的這一件事，就不是我們法體系可以做的事，大家即使透過公民的連署、上街抗議或者怎麼樣，這個是重大的政治問題，不應該在法體系裡面處理，這個是防守性的，提醒大家法律確定性超過什麼線就會瓦解，這個是很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