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在矽谷也好、臺灣也好,大概都是理解到可以不用這麼反商,可以是用一種很像增進創新、大家都降低成本的角度去切自由軟體,變成是經濟學的論點,並不是人權的論點,所以當時花很多時間發展這樣的論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