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詮釋的權力關係,我故宮端出來我說的和辦的展都是一個部分,這個案子去污名化部分是故宮、精障、藝術家,我透過認同理解跟給他權力詮釋來有機會對文物作詮釋,他的地位也會慢慢提高,我會給他一個機會跟舞台對從他自己去解釋故宮文物這過程。經由展覽變成這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