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我覺得是很幸運碰到一個很明理的、也很創新的校長，他可以等於是保護我，因為當時是沒有實驗教育法的，所以其實如果他向教育局舉報，我們每天都要罰錢的，基本上公務員登載不實，已經過追訴期了，所以等於是來保護我，當時不是只有我，像曾雅妮，很早已經知道想要做什麼的人，都是靠校長保佑才可以這樣子，後來等到人數一多，才去爭取，當然後來有所謂實驗教育的法令，所以不能叫叛逆，之後就一樣開公司、做研究、發paper，也就是出社會了，所以對我來講，並沒有叛逆、不叛逆的這一件事，因為我非常早就已經沒有在學校體系裡面，很重要的轉銜，不管是去德國也好，或者是輟學也好，都是我當時的校長全力支持的，所以這個是比較奇怪的一個情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