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我自己2015年開始跟行政院工作的時候，那時還不是這一屆，還是上一屆，但是當時蔡玉玲老師就跟我說，他們的想法叫做「reverse mentorship」，就是說不只是我來跟蔡玉玲老師學習怎麼當政委，反過來是他跟我學習如何跟社會上不特定的人溝通，一起做出民主治理的方法，怎麼樣讓公務員不受到謾罵，而是收到一些有意義的東西。概念上我是他的顧問，但是實質上這個是reverse mentorship，也就是當時我還不到35歲，也就是請青年來引領中壯年的世代，讓他們知道世界往怎麼樣的方向走。
其實我自己2015年開始跟行政院工作的時候，那時還不是這一屆，還是上一屆，但是當時蔡玉玲老師就跟我說，他們的想法叫做「reverse mentorship」，就是說不只是我來跟蔡玉玲老師學習怎麼當政委，反過來是他跟我學習如何跟社會上不特定的人溝通，一起做出民主治理的方法，怎麼樣讓公務員不受到謾罵，而是收到一些有意義的東西。概念上我是他的顧問，但是實質上這個是reverse mentorship，也就是當時我還不到35歲，也就是請青年來引領中壯年的世代，讓他們知道世界往怎麼樣的方向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