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一套系統是靠上千個志工當時一起做出來的，不管是在宏達電、Apple、Google做的人，我們當時就是集體請了二十天的假，然後去做這一件事，我覺得那個是因為我們這一代——我三十五歲——我應該是記得戒嚴的最後一代，我弟弟比我小四歲，就已經不記得戒嚴這一件事了，我記得這個很有意思的是，我們這一代是剛開始有言論自由，也就是解除報禁這一些東西，但是其實解除報禁的時候，剛好是個人電腦出現的那一年，也就是1988年、1989年，所以我們一開始學電腦的時候，就是在一個好像它是代表著沒有限制言論自由的東西。
這一套系統是靠上千個志工當時一起做出來的，不管是在宏達電、Apple、Google做的人，我們當時就是集體請了二十天的假，然後去做這一件事，我覺得那個是因為我們這一代——我三十五歲——我應該是記得戒嚴的最後一代，我弟弟比我小四歲，就已經不記得戒嚴這一件事了，我記得這個很有意思的是，我們這一代是剛開始有言論自由，也就是解除報禁這一些東西，但是其實解除報禁的時候，剛好是個人電腦出現的那一年，也就是1988年、1989年，所以我們一開始學電腦的時候，就是在一個好像它是代表著沒有限制言論自由的東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