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以前做很多公共政策，當你做量化效益的時候，就是可以換算成新臺幣，但是我因為不接受命令、不下命令，間接導致我不進入量化、新臺幣的政策程序；反過來講，這個變成我在做的事，變成沒有量化的新臺幣效益可以跟別人講，往上、往下都沒有去接，我們如果要講哲學的話，就是柄谷行人說「掠奪－再分配」的交換模式，完全跟它沒有關係。所以，它也沒有辦法用「掠奪－再分配」的語言解釋，這個是先天的限制，這個是一件事。
所以以前做很多公共政策，當你做量化效益的時候，就是可以換算成新臺幣，但是我因為不接受命令、不下命令，間接導致我不進入量化、新臺幣的政策程序；反過來講，這個變成我在做的事，變成沒有量化的新臺幣效益可以跟別人講，往上、往下都沒有去接，我們如果要講哲學的話，就是柄谷行人說「掠奪－再分配」的交換模式，完全跟它沒有關係。所以，它也沒有辦法用「掠奪－再分配」的語言解釋，這個是先天的限制，這個是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