謝謝。

我最後有個比較個人的問題，唐鳳這一年多來也有跟竹中先生見過面、交談過幾次，我滿好奇您覺得竹中先生是怎麼樣的人？

我在臺灣這麼多年，其實也有感受到社會部門的動員力量真的非常大，而且自主性也非常高，像很多臺灣發生的災難，其實大部分都是民間團體率先救災，我覺得在臺灣民間組織動員的力量，像我的家鄉朋友來參與臺灣的宗教行善活動，都覺得臺灣的這種精神非常厲害，是日本沒有的，很想要學過來。

政府在施行政策的時候，像阿中部長有說，會考量不要讓人民有防疫疲乏，這在強弱的取捨上是怎麼判斷的？

的確數位廳很密集在籌備要跟民間協作之類的，但是我總覺得日本的速度還是有一點慢，是不是臺灣有什麼做法，可以借鏡日本產生很好的短期成效？

從您剛剛所說報稅系統的例子，我就有感覺到臺灣人覺得報稅系統很難用，就會主動到電子連署平台說這個真的要改之類的，人民願意主動跟政府對話的態度，我覺得在日本是比較沒有的，日本很像是政府做什麼，然後他就覺得「喔」，我們日本人民感覺比較沒有主動性。臺灣有沒有什麼可能訣竅，就是可以讓人民也產生主動性？

我長期來看臺灣，臺灣也不是一開始就這麼溝通、透明、開放，可能也是有一些契機，或者是政府是不是有一些想法的轉換，所以才會有這樣子信賴關係的改變？

像這種完全不勸導直接罰錢的規定，在日本一定會造成很大的討論跟反彈，日本會先否定，但是臺灣人很快就接受了，而且會互相提醒跟督促，就會說總之先配合，我覺得這個是一個信賴關係表現的例子，我想知道的是，以現在的臺灣經驗來講，為何同樣是民主社會，臺灣可以有這樣的效果，有什麼樣的做法，日本是可以應用上的？讓日本短期之內也可以有這樣的效果？

我想問的是，在新冠肺炎這一年多以來，我覺得臺灣政府跟人民間有非常好的信賴關係，比如現在三級警戒，中央已經說不再勸導，不戴口罩就直接開罰，現在有這樣的規定。

首先我想要跟你表達謝意，臺灣因為三級警戒的關係，餐飲業跟服務業受到衝擊，在台很多的日本企業餐廳也有受影響，因為現在臺灣政府非常積極在推動紓困4.0，我們這些受到很多波及、限制的在台日本企業，當然也因此受到紓困的受惠，我想在這邊透過你來跟臺灣政府說謝謝。

你好，我是山本幸男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