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贊同孫律師的說法，台灣的法學教育其實是在培養學者，尤其是法研所更是如此，幾乎在法研所的課程中，都在訓練學生如何成為學者，而不是在訓練學生成為一個法律實務工作者，法律實務工作者的訓練，往往都是在進入實務後繼續學習，不然就是我們必須在現有的法學理論教育內，灌入法學技職教育的課程。我們在學校的法學教育中，都是在討論法學理論，哪怕是所謂實例案件課程 其實也是在把實例問題套入法學理論，沒有老師會教學生如何法律諮詢（其實很多教授自己也沒有接受當事人諮詢的能力）如何寫書狀。畢竟培養技職能力跟理論能力 從頭到尾就是兩回事，想成為一個像林孟皇法官樣的好法官，不是在學校讀《羈押魚肉》就可以做到，是需要專業的法官養成，同理，律師也是，在學校每天讀《嗜罪人》也不會變成台灣梭倫，沒有去接受過專業律師的養成，就不會成為一個律師，至於法律人只會考試？其實不是這樣的，是台灣社會很悲哀地認為，台灣的法律專業只能透過通過國家考試來應證。是這個社會長期養成的價值觀告訴我們，只有考過國考的法律人，才有法律專業 考不過國考的法律人，就只是個懂法律的大學生而已。去年支付命令修法時，我個人遇到最嚴重的問題是，我自己遇到最大的外界抨擊時，很多法律人拿我的學經歷來跟吳從周教授比較，他們跟我說，人家是司法官及格，我只是律師及格而已，憑甚麼說自己是對的，吳教授的主張就是不對的，但當我跟他們說，我講的不是我講的，是國昌老師也這樣講的時候，他們就閉嘴了，這也是體現出我國法學教育有個無形的價值觀，考上司法官的高於考上律師的，又高於法學生，而且這種價值觀隨著律師錄取率越來越高而更加嚴重，台灣的法律人其實某程度很儒家思想啊，老師嘴巴上都要大家追求真理，但事實上老師不允許學生在上課報告時講出老師不喜歡的見解，專業的傲慢其實跟職業沒關係，是人格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