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到以後我自己感受是相較於西方國家，台灣非常年輕，荷蘭有好幾百年民主進程，他們政府在好幾百年前就建置了，我們很多作法還在建置，但也因此可以勇敢嘗試很多作法，例如利害關係人加入數位對話，就是他們沒做過的事情，也得到很多迴響，像這位先生就說台灣作法給我們很多啟發，邀請我們到他們國家，因為他們也在做類似的研討會，希望我們可以去分享。當然有很多問題，其中一題是數位對話時會不會擔心尖銳的對話，很多PO可能也會覺得開花很多意見到底有沒有用處？其實我們數位對話上只有同意或不同意，沒有讓大家有留言開花的機會，這是我們數位介面上的限制，希望他們不要開花，但機制上我們是優先處理多數人的看法，開花的留言大家如果不同意就不會被處理。再來公民參與會不會跟專業，這是設計的研討會所以是設計出發，相信很多PO也會有類似經驗，專業來判斷會不會比較好，要如何做平衡呢？實際運作上我們在協作會議裡盤點需求是非常開放，但之後在實作上有推行的困難跟挑戰，各部會可以依照自己需求調整，不用擔心民眾許願我們做不到，實際上我們可以過濾。其實開了這麼多協作會議後，更多是民眾在對談之後找到理解、更有同理心，知道推行上有什麼困難，瞭解情況後才有更多進展，公部門也會對民眾需求有更全面的盤點。這是我以上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