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我們去首爾的時候，原來是由勞動部組團，原來在推社企，政委知道這一件事之後，就倉促請各部會去組團參加，當時（參加者）是三十位。因為大家都是第一次去參加，包括勞動部也是，所以我們有那一次經驗以後，我們在米蘭的時候就事先作規劃，因為社企行動方案的國際事務是由勞動部負責，因此當時勞動部很辛苦組八十七人的團，那次的會議得到很大的能見度是因為馮燕政委在那邊有發表，也跟Lepage與幾個國際社企人士有很好的交流，如果要說效果好不好，其實勞動部有很多的互動。
第一次我們去首爾的時候，原來是由勞動部組團，原來在推社企，政委知道這一件事之後，就倉促請各部會去組團參加，當時（參加者）是三十位。因為大家都是第一次去參加，包括勞動部也是，所以我們有那一次經驗以後，我們在米蘭的時候就事先作規劃，因為社企行動方案的國際事務是由勞動部負責，因此當時勞動部很辛苦組八十七人的團，那次的會議得到很大的能見度是因為馮燕政委在那邊有發表，也跟Lepage與幾個國際社企人士有很好的交流，如果要說效果好不好，其實勞動部有很多的互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