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我認為信賴基礎不夠的情況下,要讓台灣的社企比較大規模、大幅度去成長,我覺得事實上是有其困難,因此我基本上還是支持台灣需要有一個簡單的立法,也就是誠如剛剛方老師所提的,也就是低密度的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