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記得當時也額外幫蔡政委做一件事，那時在行政院開會完之後產業界的人太少，明明這個東西就是給產業界的人用，結果來的都是會計師或律師，他們考慮的事情跟我們產業界考慮的事情不一樣，所以我寫法規的時候就跟邵老師說我幫他們開這個會，他就說好，我就在FB上面寫了一篇文章、找了一個活動，哪一天在台大法律系把大家找來，大家一起抱怨現在的公司法到底哪裡不好，結果一找就找了九十幾個人，大家一起舉手說現在公司法哪裡不好，然後邵老師就全部記下來，這就是後來閉鎖型公司民意基礎的部分。
我記得當時也額外幫蔡政委做一件事，那時在行政院開會完之後產業界的人太少，明明這個東西就是給產業界的人用，結果來的都是會計師或律師，他們考慮的事情跟我們產業界考慮的事情不一樣，所以我寫法規的時候就跟邵老師說我幫他們開這個會，他就說好，我就在FB上面寫了一篇文章、找了一個活動，哪一天在台大法律系把大家找來，大家一起抱怨現在的公司法到底哪裡不好，結果一找就找了九十幾個人，大家一起舉手說現在公司法哪裡不好，然後邵老師就全部記下來，這就是後來閉鎖型公司民意基礎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