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e are very honored that you take the time to meet with us. We hope this is a very substantive, wide-ranging conversation. I give the floor to you.
Democracy is not just about “one person, one vote.” Governance and how government function matters enormously how the democratic system can succeed.
The theme of the 2018-2019 Luce Scholars wrap-up really is about democracy and the challenges that both Taiwan and Hong Kong facing in trying to build a more democratic system.
Good afternoon. Thank you, Minister Tang. We are very honored to be here at the Executive Yuan to have this conversation with you. It’s a highlight of our 10-day visit to Taiwan and Hong Kong.
謝謝。
希望可以跟你有稍微長一點的時間，我知道您的時間是非常寶貴，但是我覺得跟他們在一起，如果有一、兩個小時時間的話，對他們的影響，或者是回到美國以後不斷成長，然後到最後達到我們對他們設計，我覺得都還會記得……
對，明年7月份，就是2019年7月份，等於是在他們一年結束之後，他們會到臺灣、香港，然後有兩個星期的時間，到台北的時候，希望可以跟您……
我可以跟Aurora繼續聯繫，今年7月份的時候可以回到臺灣，今年是臺灣跟香港，是屬於……
對。
我們下次來的時候，我們會去太魯閣族，跟他們有一些互動，因為有一個朋友在台大社會工作系。
這個是不同的嗎？
我知道您的時間很緊張。
是他們推薦還是你自己去？
我們的會議，2點鐘應該就要結束了。您的工作人員staff是不是都很年輕？
像……我知道……
只能看這個……
很有意思，這個是上兩個星期在泰國的時候，我們在meeting的時候，如果有什麼人跟你講得到的挑戰，你第一個反映並不是如何幫他解決問題。
我想在美國、社會這一個層面上，需要創造什麼樣的環境，能夠像這樣一些比較前瞻性的政策，能夠得到實施或者是被人採納嗎？
而且我想在美國，不管是從科技上的話，專業跟教育各方面，都是有足夠的基礎設施。
但是像您剛剛所說的這一些，我想那一些學者以後都會回到美國社會，這是他們會想的一個問題，像你剛剛所講的，對他們是會很有啟發，你覺得你對美國也是會很瞭解。
所謂的共同價值其實在美國社會是一個很大的問題，尤其是我自己回去，11月6日就有中期選舉，但是我想新聞你也都有看到，看到很多的暴力，美國不同政黨間的分歧，好像有一種越來越大的鴻溝，所以有的人說什麼是美國價值，我們是不是還有一些共同的價值，也就是智慧從兩邊極端往中間拉。
在政府部門有沒有抵制的情形或者是現象？
對。在美國我覺得是不太可能的，在臺灣為什麼有這一種？政府、環境，我覺得對教育各方面都有一定的要求，有什麼樣的因素……
就拿美國來說的話，美國也是民主國家，但是像您剛才說的這一些……
我想在全世界其他的國家，也就是AI發展很快的是美國與中國大陸，對吧！
您當時在那邊？
這個是APP？
我覺得現在AI發展成熟度到哪裡？
這個項目有繼續嗎？
那時候你在臺灣？
能不能跟我講一講你的背景？
在政大就是給他一個接待的單位，就很像政大的同事、教授，他們各自有各自的一些研究方向，所以他們的時間還是比較寬鬆的，他也是很希望在政大之外，能夠參與一些……
特別像奧斯陸Freedom Forum那幾天，如果他能夠去當自願者，他會很願意。
是。如果我能夠讓他跟你……
對，講philips（音譯）。他是很有意思的背景，他十七歲的時候，他就加入美國陸戰隊的Marine，到了二十一歲的時候才上大學，用了所謂的GI，然後最後上研究生，所以他對這一種去安全的問題，當然還有民主、人權這一些都會比較感興趣。
對，已經在臺灣。
所以到現在也有四十多年的歷史。70幾年的時候，來的前面幾批的，跟他們去見面，他們對於亞洲還是保持那一種關注，很多人都這樣子各自的那個領域裡面，都是非常資深的人，但是還是非常地關注亞洲，所以我覺得有達到這個目標。而且他們彼此間還是保持很緊密的聯繫，有的時候隔五年、十年都會有機會。
對。給他們提供一個機會。
因為基金會有亞洲項目，是專門幫助亞洲和美國的一些大學或者是研究機構去促進所謂亞洲研究，我們在這一方面其實是有專門的去資助、支持，所以在Luce學者關注的就是為還沒有機會去瞭解亞洲的。
我覺得這個對於美國的年輕人來說還是一個挑戰。
我們在挑選Luce學者的時候也是非常關注，不管以前有什麼成就、學習成績有多好，又或者是參加過多少組織、活動，對他們個人一些品質也是花很多的時間去瞭解、理解。因為把他們派到亞洲一年，然後都是跟當地的組織進行合作，而不是很大的國際機構或者是跨國的一些企業這一種，對他們的個人這種是否很快地進入到當地的這一種環境，能夠去虛心學習。
一定要是解決問題，又或者是非常激進去幫助當地人去怎麼樣採取一些措施、改變當地的現狀，這個完全是跟我們的設計、初衷是背離的。
是。我們從一開始的宗旨是很明確的，這一些人在學校、美國都是所謂的學生領袖，但是他們到亞洲來，是要深入民間、深入當地的社區，然後去瞭解當地的話，更多的時候去觀察、學習，並不是像一般美國人，我想你對美國人很有瞭解。
所以這個項目是1974年就開始了，因為我們基金會的創始人在60年代的時候去世了，其實有很長的一段時間要採取什麼樣的方式去紀年他，到最後70年的時候去成立Luce學者項目，其實目的是為了美國下一代的年輕人提供一個瞭解亞洲的機會，但是在亞洲生活、工作一年的同時，也增加領導的才能，也是一種訓練。
對。而且今天很不一樣，他們都是跟innovation、科技、FinTech，或者是startup的公司相關，這個跟我們平時以前的不太一樣，以前更多關注於像國際發展、教育、法律援助這一方面，其實比較傳統，或者是新聞、藝術比較傳統。
對。不光是種族、背景、學術方向及各方面。
對。我2009年以後加入這個基金會以後，其實對於所謂多元化這一方面，反正我也花了一些功夫。
對，就是三十歲以下。
對。其實我覺得這個跟美國很多基金會也都有這樣的問題，他們的一些宗旨、項目其實是立足於促進多元化，但是自己本身反映在他們的董事會的成員、招募的員工，其實都會跟他們的理想有一點差距，但是我覺得在美國有很多分歧與爭議，但是這也是大家比較關注的，尤其是年輕人，他們非常關注的一些問題。
（笑）所以我十年前，是2009年的時候，我那時加入基金會，那時我是最年輕的官員，而且是唯一的一個亞洲白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