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在現在如何面對過去、記憶過去，同時決定及想像怎麼樣的未來，人在面對恐懼時，逃無可逃，最後只能面對它，每個人如何面對自己心理的恐懼，那是自我的挑戰，這是大家都要解決的課題。

稍微回應有關於創作自由與歧視的界限，我個人覺得如果有歧視的言論產生，周圍的人應該就要出來，也有反駁的聲音。言論自由的空間就是創造出討論的空間，我們如何把自己的意見、想法表達出來，甚至是說服別人的過程，而這一個過程就是形塑共識的過程，中間很多人很辛苦，但大家必須努力，以上是我個人的意見。

那麼久遠以前的事，直到現在我還有印象，雖然那時是不理解的小朋友，但現在回過頭來看那時是我參與及最早期的社會運動經驗，謝謝。

1987年「金華國中」有主張臺灣獨立的言論自由，1987年5月份黨國安法的遊行，那時我的印象裡是在國父紀念館附近的咖啡廳，我跟我父親、母親及我奶奶，那時三個人坐在咖啡廳裡坐非常久，久到我到現在都還記得，當時爸爸時常會跑去打公共電話，後來聽媽媽轉述才知道那時是在聯絡及進行其他的遊戲活動。

在那個沒有網路的年代，就是靠幾本黨外雜誌口耳相傳及號召群眾，表示這一些議題是在當時所關心的。

主要三個運動：第一個是1986年的「反戒嚴綠色行動」；第二個是1987年「228和平日平反運動」，其實那就是第一次的轉型爭議；第三個是1988年的「新國家運動」。這其實是有脈絡及背後有順序的，主要是突破當時的經濟，經過思考之後所做的行動。

講到社會運動的部分，我提到我父親的社會運動，小時候大部分的經驗也是來自那邊，只是當時我人在場，我卻不懂及不太理解。

當然還是要獨立自主，才能保持及維持言論自由，以上，謝謝。

更不要說現在NGO工作者李明哲，我們還是再次呼籲，其實我們都非常關注，只能用自己的方式表達，當然政府也應該有在協助，但就人民的觀點、對我來說，也會產生恐懼。可是如何讓人民免於恐懼的自由，這是政府可以做到的，但是人民就個人來說，人要如何面對自己心理的恐懼、如何面對及做出什麼樣的選擇，這都是每個人的課題跟自我的挑戰，因為這就是發生在現實周圍的事。

呼應國際，對台灣來說，主要是面對中國因素的壓力，不管是台商或者是藝人，都會有恐懼。舉例來說：當一個國家把書本在海關當成是危險物品，只要經過X光機掃描，發現有疑似書本東西時，就必須打開檢查是不是屬於禁書，只要上面寫有關於歷史，還要特別挑出來翻。這樣就會造成人民心生恐懼，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

我想要講的一點是：有言論自由日，不代表言論自由不會不受到威脅，隨時其實都要提醒自己，在個人方面，是不是有作自我審查，在組織方面，想要打造的目的及手段，他們是不是有合理的比例及是否適合，今天的言論自由日的訂定才有意義，謝謝。

其實我爸爸的雜誌上，雖然他主張百分之百的言論自由，但是他同時也主張言論責任都是他自己負責，因此自由很重要後面跟隨而來的是「責任」。

我們應該要思考這個是結構的因素，台灣有很多問題，不應該作為個別事件化的思考，我們應該學習思考背後結構性的因素。

既然謠言一直都會在，所以只能靠不斷地說明、澄清，一再反覆敘述跟把事實說清楚，不管是好的意見、壞的意見，公共討論的痕跡都要一直留著，這樣提醒自己，也是提醒組織來說反省有什麼矛盾的地方。

我的想法其實是言論自由的空間，就是讓不同的意見碰撞、併存，要引起大家討論的熱度，才能聚焦議題，甚至去反思自己邏輯思考上是否有錯誤、不足。

好。

所以「假新聞平台」是個假新聞？是個流言？

在民主社會過程中，不可以以非暴力方式表達非暴力政治觀點，而被貫以叛亂的罪嫌，這句話是我父親那時講的，我覺得這句話在現在臺灣或其他國家如中國，也還是可以適用，謝謝。

還有更直接面對的經驗是，我們對於外來因素的恐懼，像現在有台灣NGO工作者在中國下落不明，現在更擔心的是，這會變成外在因素以此手段來箝制台灣的人民，讓人民心生恐懼。

第二個要分享的是，我記得小時候在爸爸的雜誌社裡面，有打字部及攝影的沖印室（暗房），如果把記者的文稿拿去外面打的話，有可能會被當時的警察查禁、沒收——攝影照片也是——所以這是我個人印象所及言論自由被箝制的經驗。

說到個人經驗的話，最直接的經驗是我父親的死亡，1989年的時候，我父親刊登了《新憲法草案》，遭到當時政府以涉嫌叛亂的罪嫌起訴，當時他作為一個自由主義的信仰者，選擇非暴力、運動者所能採取最激烈的手段來結束生命。在那之前，他把自己心理上的不自由、言論上的不自由，化為具體、形體上把自己囚禁在雜誌社裡一天，這應該是我個人生命歷程中第一個有關言論自由的經驗。

大家好，言論自由是民主的基礎，是民主社會必要且充分的條件，首先必須要有言論自由，才有可能去爭取其他的自由。